不同年代荆州人课外书变迁史 赏心“阅”目的精神食粮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从红色文学到四大名著，从武侠言情到穿越宫斗，从煤油灯下的细细咀嚼到浩瀚的电子书海，每一个年代，阅读都渗进了生活里。

　　在字里行间穿梭，在飘香纸墨里追寻，以文字为针为线，将时代绣成起伏的画卷，在声声慢里声声叹里，把时光渐渐读老。

　　上世纪60年代，这是个文化无比贫瘠、精神产品无比匮乏的时代。60年代的人讲究的是无私奉献，自我牺牲，一本本充满红色斗志的书，在他们追求理想人生的旅途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烙印下一个个不可磨灭“红色的梦”。“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想要看一本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每当借到一本书时，总是慢慢阅读，细细品味。晚上点着一盏暗黄的煤油灯，一本书翻了十几遍，还是舍不得放下，每读一遍都圈点批注。”岳老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年近古稀，他手里拿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页已经泛黄，写满了眉批。“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保尔的这句话成为激励我一生的名言，伴随我度过文革的艰难岁月。”岳老先生至今还能背出书中的至理名言。《星火燎原》《红旗飘飘》《铁道游击队》一类“红色读物”，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粮食，尤其是男孩子的最爱。“这些善恶分明而且剧情紧张的红色叙事，没有不受到我们追捧的。”李先生说，“不过印象最深的课外读物还得数《雷锋日记》了。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这本由文艺出版社发行的流行书，装进了我们的书包，现在还在家里。”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人们的思想也逐步开放，寻求蜕变，渴望找到人生的另一春。陈先生离开家乡，来到沿海城市做起了生意。闲暇之时，他最喜欢的就是阅读《三国演义》。“从书中人物的用人之策，处世之风上获得不少灵感，让我在工作上收获良多。”陈先生说，“诸葛孔明的睿智博学，曹操的雄才霸略。无论历史的评述如何，但他们的生平事迹确实让我收获颇丰。”

　　“读记录史实的书籍，使我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触摸真实的过去。经典名著的魅力，就在于让人常读常新，总有收获。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经典，更多的还是在通过对书中内容的品读、历史人物的成败中找寻到为人处世之理。”长江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罗老师这样讲述。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风靡武侠、言情小说。16岁的小雯从同学手里边好不容易借来一本被翻得起角起皱的《一帘幽梦》，老师在上边讲课，她就在桌子下偷偷阅读，老师讲课的内容都不认真听，一直沉浸在玫瑰般的梦幻爱情里。“下课的时候我们大家常常一起讨论这些小说细节，觉得爱情是很美好的一件事。”青春期的小雯很憧憬爱情。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是金庸的小说，80年代的中学生们耳熟能详，尤其是男孩子们，不读金庸、古龙、梁羽生都没话题和同学们讨论。“每个男生心中都有一个大侠梦。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杨过，又帅武功又高，还有楚留香，武艺高强，多情温柔。”小刘这边话还没落下，那边的小玉就插上了一句“郭靖也挺好的呀，武功不赖，忠厚老实，除了有点笨，简直是完美的梦中情人。”

　　“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这是说的，当然是要付诸于实践的。90年代的人们有自己的信仰，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他们自信“我的世界我做主，我的地盘我说话！”名人传记也因此火了一把，贝多芬、居里夫人、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人也成为众人追逐的榜样。“我从贝多芬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崇高的精神，特别使我佩服的是他那种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精神。身体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理残疾。他让我有了与命运抗争的勇气，自立自强。”拄着拐杖的张女士正一步步地行进，突遭车祸的她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但她没放弃，自力更生开了家属于自身个人的精品店。“股神巴菲特是我心中不朽的偶像，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做投资生意的林先生说到，他并不沉迷于股市，巴菲特有句名言“如果你能从根本上把问题所在弄清楚并思考它，你永远也不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林先生一直牢记这句名言，每次作判断时总是保持清醒的头脑。

　　深更半夜的时候，女生宿舍的灯已经熄了。小琪铺位还有那一束束微弱的光从被窝里透射出来。她手里捧着手机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不时地翻页，劲头十足地看《后宫甄嬛传》，完全沉浸在勾心斗角的女人大戏中。“不看虐斗宫廷剧简直和同学没谈资。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实在是太好看了！甄嬛聪明漂亮，但那些女子都很悲哀，很难获得从一而终的感情！”课间小琪兴奋不已。城市化的急剧加快，生活节奏也快速。为了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们，将自己对生活的无限遐想寄托于并不可能实现的穿越剧中。上班的小白领们抑制不住内心世界的渴望，掀起一股穿越潮。 “我要穿越了多好啊，遇到了四阿哥，没准以后就当了皇后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了！什么房子、票子、金银珠宝要多少有多少！”婉玉满脸诡笑地说。

　　仙侠小说也是当代人不得不看的网络小说，《斗破苍穹》、《仙剑奇侠传》、《云涯苍苍》这些奇幻仙侠小说成了青少年们必备的“精神食粮”。18岁的立强每次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忙跑到网吧，在那里连连刷页，期待连载的《斗破苍穹》出现。(记者骆艳艳实习生廖玲英/文)

　　一名老军人,在退伍30多年后安享晚年时,却依然难忘那段血与火的激情岁月,感叹与战友并肩作战的那段日子是最好的时光;

　　一名年过半百,享受三代同堂安逸生活的普通人,回首70年代他的青春岁月时,感叹那段和同学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虽然艰苦却是最好的时光;

　　一名大学教师,多年来迎来又送走莘莘学子,每天忙碌于大学校园,回首自己的18岁,感叹与死党一起张扬,一起灿烂,那时就是最好的时光;

　　一名幼师,即将三十而立,每天对着一张张可爱笑脸,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无比羡慕且感叹,和玩伴疯得长不大,才是最好的时光。

　　其中,人生里的多数宝贵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的,也只有在辜负浪费之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美好的时光。

　　张金春,1946年出生于荆州,1964年入伍,历任战士、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团卫生队副队长等职务。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包括他在内的我军6万余名战士秘密进入越南,援越抗美。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以铁道兵第二师、十三师为主,第一师、十二师配合组建两个加强师秘密开赴越南,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由于战略的需要,未向外界公布。当这场战争解密后,铁道兵被撤消,然后并入铁道部。

　　在荆州,有这么一位老战士,他途经10万公里,耗资20多万元,整整用了7年时间,先后两次到越南为牺牲战友扫墓,考查当年战斗过的主要车站、桥梁,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收集有关联的资料;20多次到全国各地拜访老首长、老战友和烈士亲属,召开座谈会等上千人次;收集文字资料1000万余字,照片5000余张(其中底片2000余张),半截美军F105轰炸机的副油箱、菠萝弹、子母弹、用美机残骸制做的各种工艺品,当年出的各种战报、简报、简讯等实物数百件。最终在荆州,自己的家中,成立了一所“铁道兵援越抗美战争博物馆”,并编著《铁军雄风》一书,全面真实纪录铁道兵援越抗美战争史料,以此献给原铁道兵和参加过援越抗美战争的战友。这位老战士就是张金春。

　　20年的军旅身涯,5年里作为一名铁道兵参加援越抗美战争,那个年代的一切仿佛都历历在目,令张金春无法忘怀。从部队转业后,张金春在荆州市精神病医院工作,2000年左右,退居二线的张金春渐渐闲暇下来,平时就喜欢写点东西的他,在朋友的建议下决定将援越历史用实物和书籍反映出来。这一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张金春开始四处搜集信息,整理成文字材料。往后的7年多里,张金春跑了10多万公里,耗资20多万元,收集文件、文字资料1000万余字,照片5000余张,以及300多件实物,还在自己的家里建成了一座“博物馆”。

　　张金春的家位于沙市区江汉北路一栋居民楼内,家里10多平方米的客厅加上7、8平方米的书房,便是他的“博物馆”。当荆周刊记者走进这座“博物馆”时,看见的是书柜内整齐陈列着各种书籍、徽章、图片等展品,还有子弹、急救包、警报器,以及当时的解放鞋、背包、衣服、杯子等生活用品,墙壁上还挂着援越抗美期间越南北方的交通图,而书房里则堆放着各种文件、报纸、底片、印章、通行证

　　张金春说:“办博物馆、写书,都是为了珍藏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记忆,这一切也都见证了我和我的战友们的青春。”

　　“这幅版画是用美军当时最新型的R-F4C侦察机残骸做成的,而这种金属材质在当时非常珍贵,这块金属版画上面就刻画了我们在越南的生活。”在张金春的介绍过程中,荆周刊发现不少物件都是由飞机残骸制成的,比如毛章,甚至是梳子等生活用品。张金春说:“在越南的那几年,只要遇到雨天,美军的飞机飞不了,我们铁道兵就会用打下的飞机残骸做各种东西,我还给自己雕了个印章呢。”一边说着,张金春拿出了跟随他四十多年的印章,章子本身是飞机窗户的玻璃做的,而外面还有一个装印章的盒子,用的就是飞机残骸。

　　这些年来,不少战友听说张金春整出了这么一个“博物馆”,也纷纷将自己存下来的各种物品赠送给他,所以,“博物馆”里的每件“藏品”,都被张金春标注了原主人的姓名和提供时间。

　　张金春特别指出一件介绍说:“这个越中友谊团结杯是当年在越南打下的第1000架美军飞机残骸做成的,当时只有两个,两个团长各有一个。”前些年,张金春去看望老团长时,老团长将这个珍贵的团结杯送给了他,“你小我30岁,拿去说不定还可以多让人看30年。”说起老团长当时的话,张金春有些哽咽。

　　如今,有着丰富历史资料和难忘回忆的张金春,参与编著了一部关于铁道兵援越抗美战争的记录书籍,全书共31万字,珍贵历史照片600余张,现在已经出版。看着自己沥尽心血得来的成果,张金春感慨万分:“我能做成这样已无憾相比死去的战友们,我要幸运得太多。”

　　张金春还告诉荆周刊,这些年,有一件事是他干得最满意的关于整修牺牲战友们在越南的烈士陵园。前些年,张金春先后几次组织援越老战士和烈士亲属到越南为牺牲的战友扫墓,“2000年以后,我去越南扫墓的时候,看见烈士陵园里长满了荒草,我和烈士的家属们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回来后,张金春整理了有关的资料和情况,写信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反映,问题受到了重视,张金春也受到了大使馆的回信,不久后,烈士陵园开始了整修。2007年,张金春再次去看,烈士陵园已是一派宁静清幽的景象。

　　近两年,来张金春家里参观的战友慢慢的变多,目前已经有24个省的战友来参观过,将近1万多人,张金春一天之内曾最多接待过100人的参观。

　　个人维持这样的“博物馆“,是否有难处?张金春坦言有时候确实很累,但是这也是他的乐趣,张金春说,宁波市一家关于空军主题的博物馆曾提议,将张金春的收藏搬到宁波,每年可以给张金春几万元的补贴,并保证张金春和他的家人任何时间想看看这些收藏,都能够给大家提供去宁波的一切开销。不过,最后张金春还是拒绝了,“其实他们开出的条件对我很优惠,但是,如果我们荆州的广大战友想去看看,怎么办呢?”说到这,一位名叫傅维新的老战友正好来找张金春,一见来人,张金春便开始向傅维新介绍这两天新“进馆”的“藏品”,“这是江西省的一个叫”

　　张昌应,59岁,1974年从当时的武汉革命中学毕业后,下放到监利县朱河镇李汤大队青年农场当知青,两年后,他被分配到沙市港务局工作。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知青,这个特殊群体,在特殊的艰苦环境中追求着特殊的理想和奉献,也成为社会的特殊记忆。”

　　人们一般常说的“知青”一词的含义是:文革后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或农垦、兵团等地方去的务农人员的统称。据统计,在1967年1979年之间,我国下乡的人总数将近3000万人次。

　　两年的知青生活,虽然短暂,但留给张昌应的不仅是一段青春岁月的回望,更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时隔近40年,张昌应说:“那段经历对我来说,不单单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砺,更让我学会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这让我终身受益。”

　　从武汉市装卸公司宿舍到监利县朱河镇李汤大队青年农场,如今全程高速,大约3小时车程。1974年10月,载着张昌应以及150多名知情的敞篷汽车,从早上5点出发,晚上7、8点抵达,一路上,尘土飞扬,期间还要摆渡过江。

　　时间回到1974年的暑假,张昌应从当时的武汉革命中学高中毕业,等待他的是被大家认为是顺其自然的安排下放到农村。

　　1968年12月22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应当欢迎他们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带着青春的热情,带着自由的向往,带着满腔的理想,张昌应和大批当年初中、高中的毕业生们一起响应国家号召,从他们熟悉的城市,去到农村。

　　农村生活,对于当年这个20岁工人家庭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新鲜感远大于陌生感。10月,正是农村秋收最忙的时节,安顿下来的张昌应很快投入到忙碌割谷的人群中。虽然从未经历过,体力好、头脑灵活的张昌应上手非常快。虽然有时手难免会被镰刀割破,可是劳动竞赛中的荣誉感,让张昌应忘记了劳作的辛苦。那段时间,张昌应学会了养鸡、喂猪、放牛、犁田、插秧、割谷。

　　除了忙碌的劳作,张昌应也很有惬意的闲暇时光:窝在宿舍看书,在晒谷场上打篮球,给农场办专刊,到镇里看电影,去老乡家做客,到周边的知青点串门子

　　最高兴地当属过年了,不但可以回城探望父母,还可以带回农场分配的年货。棉花、糯米、蔬菜这些对于当时靠供给的物质,对于在城市生活的家人是如此稀罕。

　　很快,两年过去了,张昌应结束了知青生活,被分配到当时的沙市港务局工作。之后,张昌应和同是知青的妻子相遇并结婚,在荆州扎了根。

　　从回忆走出来的张昌应说,他的知青生活虽没电影、电视剧、小说里那些惊心动魄、曲折浪漫的情节,可是,那段生活对他而言是那么真实、质朴和难忘。带着对这段记忆的珍惜,生活和工作中的张昌应每每遇到拥有相同知青经历的人时,总会与人一起聊聊过去。

　　除此以外,带着这份知青情结,张昌应还发展了一项爱好知青题材收藏。照片、书籍、画册、报纸、笔记本只要是与知青有关的资料,都被张昌应搜集起来,并集结成册。如今,张昌应的知青题材收藏已经有厚厚的三、四十册。翻看这些资料时,张昌应说,他好像又回到了知青那个年代。

　　●1955年12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

　　●1964年,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依此发布,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的第二次号召。《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到1981年底,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李俊凯,44岁,1987年考入湖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原湖北农学院任教,1998年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06年华南农业大学博士毕业,现为长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药。

　　上世纪80年代末,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对当时的学生来说,就像古时候“中状元”一般,考上了大学就等于有了一份“皇粮”。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有生活补贴。所以,跨入大学的门槛,当时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

　　大学生活,向来是每个莘莘学子所向往的,近年来,随着每年高校扩招,如今考上大学再也没了以前“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那种感觉,巨大的就业压力让众多高校毕业生无所适从,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会怀念过去的时代,大学包分配,那该多好啊!

　　说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李俊凯说,四年大学,除上正常上课学习的时间,其余大部分的自由时间都用来做家教了。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差,虽然每个月有19.5元的生活补助,但这还是远远不足的。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他从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当家教,从那以后就再也没间断过,一直到自己毕业。

　　那时候,李俊凯每周有两个家教任务,周一、三、五带一个,周二、四、六带另外一个,只有周日是自己的休息时间。当时做家教的收入也较少,每小时不足1元钱,虽然如此,这也是他的一个经济收入。所以,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李俊凯就很少向家里伸手要钱了,生活费都是他当家教赚来的。

　　两三年下来,李俊凯在他的同学当中已经算比较富裕了,算不上大款,也是个“小款”了,有时候到周末的时候,他会把宿舍中的几位同学都叫上,到学校里看场电影,算是交流感情,增进同学之间的情谊,1毛5分钱一场电影,让他们在休息的同时,又加强了同学之间的沟通。

　　李俊凯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还是包分配的,只要考上了大学就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就业问题,相比较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算是幸福的。

　　每个人进入大学之后就清楚自己以后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所以那时候他们学习的目的性很强,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是一块砖,来去任党搬”,就业时不管好坏,心里想的就是,到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

　　那时候,同学们都是不敢逃课的,而学校的课程安排也预留了不少自由时间给学生,大多数的学生都会利用这些时间去教室、图书馆学习,尤其是考试前夕,自习的地方都要提早“留位”,座位的竞争比以往更为激烈。当时,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同学们都争取做到不缺课。

　　从李俊凯进入大学开始,每天都坚持早上6点半起床,简单洗刷之后就开始有效学习1小时英语,中午在别的同学睡午觉的时候,李俊凯要忙着做作业,一般都在图书馆把作业完成,若还有时间,还会看会书。李俊凯说,大学四年,他几乎没睡过午觉,他的专业成绩从始至终保持全年级第一名。

　　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之下,那时候学生的理论修养普遍比较高,知识系统也更为完善。或许是把精力偏重在学习上的原因,与现在的学生相比,在社会活动实践方面的机会却比较少。

　　李俊凯觉得,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比较单纯,没有私心杂念,环境诱惑特别少,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无时无刻都在各种资讯的影响之中。

　　姜鸣,29岁,2003年在大连接受幼师培训之后,开始在荆州从事幼儿教育工作,至今已有10余年了,已经是资深幼儿教师,现在武大小太阳幼儿园任教。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慢慢的开始了十余年,虽然物资逐渐开始丰富起来,但物价也跟着逐步上涨,农村的生活还是相对落后,娱乐方式依然比较贫乏。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温馨的记忆,特别是童年时代的事情,总是记忆犹新,每每回忆起,心里总是暖融融的,仿佛有一泓泉水涤尽了人世间无尽的烦恼和杂念,恢复了童孩时代的简单与纯净。童年的趣事,玩过的游戏等等,现在回忆起来,虽然遥不可及,却又好像历历在目,让人变得放松和温暖。

　　回想起童年时的趣事,姜鸣说,小时候就喜欢抓蚂蚱,因为经常和小朋友一起抓,后来技巧已经很熟练了,看到蚂蚱刚刚跳起的瞬间就立即伸手去抓,成功率非常高。从刚开始的大小蚂蚱都抓,到后来只抓个头大的,而且带着青色的那种,因为抓个头小的几乎百抓百中,一点挑战性都没有了。

　　和姜鸣一起玩的男生,有时候抓到蚂蚱之后,就用自行车辐条把它们串起来,在火上烤着吃,她却从来不敢吃。每次抓到个头大的蚂蚱,她都会把它装在一个大的玻璃瓶里,然后往瓶子里放一些豆角的叶子给蚂蚱吃,有时候还会养很长时间。

　　记得有一次她抓到一只特别大的青蚂蚱,装在瓶子养了十多天,后来那只蚂蚱死了,她非常伤心,用只火柴盒把它装起来埋到地下,还给它立了碑,上面写着“大青蚂蚱之墓”。

　　姜鸣小时候的胆子很小,很多鞭炮都不敢放,只敢放那种自己看起来比较安全的鞭炮,比如现在依然可以买到的那种带着一根细长竹签,点燃之后可以飞上天的鞭炮。虽然如此,每到过年的时候,放鞭炮依然是姜鸣最开心的事情,就算她不放,看着别人放鞭炮也很开心。

　　姜鸣说,有一次爷爷给了她和姐姐几个鞭炮让她们去放,而且要求必须自己放,无奈之下,她和姐姐就商量,等姐姐点火之后喊“扔”的时候,就赶紧把鞭炮扔出去。于是她们就拿着手电筒,点了一根香烟,姐姐用香烟把鞭炮点燃后说“扔”,姜鸣立即把手里的东西全部扔了出去,包括手电筒、火柴和手里剩下的没有点燃的鞭炮。等到她们回去之后才发现,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好再回去找。

　　姜鸣说,小时候她的爸爸经常带着她到附近的小河里抓虾,就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小龙虾,那时候的水很干净,抓上来的虾也很干净,吃起来味道也特别好,不过现在由于河水受污染,已经再也抓不到了。

　　捉鱼,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非常着迷的,就算是现在的小孩子到了公园,捉金鱼都是抢着去的。姜鸣说,那时候就用一只搪瓷碗,上面用一块塑料纸盖上,用绳子扎紧,然后在中间开个方口,在碗里放上吃的,推到水里,过上十几分钟再拉上来,就可以抓到十几条小鱼。玩泥巴也是当时的小孩子都玩过的东西,用泥巴制作桌椅等等,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也不亦乐乎。

　　在姜鸣的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常常受伤,不是胳膊刮破了,就是膝盖磨破了,在那时候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从来不像现在的小孩子一样,哪里受了点小伤,还要消炎,打针,那时候的她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正是这样,玩着玩着就长大了!”回忆童年时光,姜鸣感叹道。

　　近日热播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勾起了很多人对过去岁月的回忆,那些记忆中吃的、玩的、穿的什么能唤起你对过去时光的回忆?你的怀旧元素又是什么?近期,荆周刊通过一定的调查问卷和荆州新闻网对荆州人的怀旧元素进行了调查,121名市民和网友参与了此次调查。

　　到沙市中山公园秋游时,一定会记得买上一碗公园大门旁的西米;和爸爸和妈妈逛街时,一定会喝一碗荆州区人民路上的糍花再走;当然,还有沙市的岳家凉虾,白白的凉虾配上凉凉的冰水,绝对算得上夏天最解渴的冷饮。在调查中,不少收房的人说,虽然之后吃过很多零食,可是儿时吃的西米、糍花、凉虾才是记忆中最美味的零食。

　　小时候,走到哪里,衣兜都是鼓鼓的,装的不是别的,而是五颜六色的弹珠。还记得有种叫“猫眼”的弹珠,可以交换好几颗普通弹珠。遇到“对手”后,随即奋不顾身地就地作战,趴着、蹲着、躺着使劲浑身解数,只为让自己的弹珠撞上对方的。酣战完毕回家时,难免因为衣服弄脏被妈妈骂一顿。

　　喇叭裤最流行的年代在上世纪80年代,穿条喇叭裤出门,绝对是件时髦又拉风的事。那时流行的喇叭裤,上面很窄,紧贴着腿,裤腿很宽松,走起路来带风。当时,有些人觉得喇叭裤穿上有点怪怪的,属于奇装异服,有点老人还把穿喇叭裤的孩子叫“小流氓”、“小痞子”。

　　经过这么多年,蘑菇头在时尚界始终占有一席之位,可爱清新的感觉既减龄又俏皮。之后,使得很多年来深受许多女性的青睐,之后流行的BOBO头也是从蘑菇头革新演变过来的。

　　1933年始建的沙市中山公园,见证了很多沙市人的童年。周末、六一、学校春游秋游,这里是家长带着孩子游玩的最佳场所。除此之外,每年的清明扫墓,这里也集中了荆州城区很多中小学生。集娱乐、教育于一体的沙市中山公园,自然成为很多人记忆的一部分。

　　说到活力28洗衣粉,它存在于许多荆州人甚至全国百姓心中,是荆州品牌最鲜活的记忆。从全国销量第一、第一个赞助春晚、第一个进军香港市场到后来销声匿迹,再到如今被稻花香集团收购重回市场;从国有到改制、再到没落,最后被具有资金实力的大集团收购如今,“活力28”已经从人们的回忆中重新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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